正果法师（1913～1987年）是太虚大师的弟子，他是一位「学问僧」，一生从事培育僧材的教育工作，晚年才担任北京广济寺住持。他俗家姓张，四川省自贡市人，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出生。自幼体弱多病，经常缠绵病榻，以致不能正常读书，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年龄渐长，深感人世多苦，生起出家的念头。十九岁时，投入四川省中江县的寿宁寺，礼广渠和尚为师剃度出家，在寺中随着师父礼佛诵经，学习佛门仪轨。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正果二十二岁，于成都文殊院受具足戒，之后到重庆华严寺，进入该寺所设的「天台教理院」受学，学习《天台教观》。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考入重庆北碚的「汉藏教理院」。初入本科，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毕业，继而升入研究班受学两年，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毕业。在校六年，先后受学于法尊、法舫、印顺、雪松等名师。他曾依法尊法师学《菩提道次第广论》、听法舫法师讲《俱舍论》，以及听雪松法师讲《阿含经》，于佛学扎下坚实的根基。他以在院时成绩优良，戒行端正，毕业后为院长法尊法师所留，聘他在学院任教。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外省籍教师都复员还乡，汉藏教理院的重担，就落在法尊与正果两个人身上。法尊对正果十分倚重，请他担任教务主任，主持教务工作。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太虚大师离开重庆复员返都，在南京负起整理中国佛教的责任。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在上海玉佛寺以脑溢血逝世，使重庆的汉藏教理院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太虚大师的示寂，教理院失去了支持，全院责任落在法尊法师和正果身上。他二人除了维持教学外，当时以内战期间，局势混乱，物价飞涨，维持一个上百人的僧侣学院，真是艰难万分。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蔓延到西南，院内有些人主张把学院迁到海外，正果与法尊法师力排众议，把学院留下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法尊法师应邀到北京，主持设在北海公园内的「菩提学会」。年馀后正果也应邀到京，与法尊法师同在菩提学会，主持藏文经典的翻译工作。而重庆的汉藏教理院，则交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管理。一九五四年，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赵朴初居士，推荐正果法师到北京「三时学会」，担在研究室主任。北京的三时学会，成立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他的前身是「法相研究会」，创立人是韩清净、朱芾煌、陈善胜（后来出家法名净严）、徐森玉、饶风璜、韩哲武等居士。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在法相研究会的基础上，改组为「三时学会」。成立之初，有会员百馀人，由韩清净当选为会长，朱芾煌当选为副会长。三时学会的内部组织，分为总务、研讲、修持、刻印四部。分工合作，推动会务。特别是在刻印经典这一方面，以在《金藏》中影印出的《宋藏遗珍》，线装本一百二十册，最为珍贵。

　　正果法师到三时学会的时候，学会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但仍不失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术研究机构。正果在会中的工作，是指导僧侣和居士研究法相唯识学，对此工作，他作的胜任愉会。一九五六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中国佛学院」，院址设在北京的法源源寺内。由法尊法师出任兼任副院长，正果也受聘为学院教授。中国佛学院，是隶属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一所全国性的佛教学院，设有本科及专修科二班，正果法师后来并担任学院教务主任。

　　正果法师在中国佛学院任教期间，编写了一本《佛教基本知识》的讲义，全书三十馀万言，做为学院教材。继之又穷数年之力，撰写了《辨了不了义论讲义》，亦达三十多万言。《辨了不了义论》一书，是西藏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大师的著述，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论典，后来由法尊法师译为汉文。正果在这本论典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把它诠释出来，为佛学研究者指出了方向，可惜这本书尚未出版，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散佚了。

　　一九五七年，中国佛教协会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正果以代表身份参加，并当选为理事。一九六二年，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但主要工作仍在佛学院任教。一九六六年，「十年浩劫」开始，佛教首当其冲，各级佛教协会被迫停止活动，寺院被封闭，经像法器遭到破坏，僧侣全是「牛鬼蛇神」，是红卫兵斗争的对象。佛教僧俗人物中，愈是名气大、地位高，所受的冲击也愈大。像中国佛协副会长、有名巨赞法师，曾经系狱多年；另一位副会长能海大师，被批斗致死。与中国同由四川到北京的法尊法师，他也在佛学院任教，他在晚年所写的〈法尊法师自述〉一文中，说到他在文化大革命时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