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轨道时有变化，这种变化有时就决定于一悟的一念之中。一代高僧能海法师就是从驰骋疆场的威武军官，而成为吃斋念经的佛门弟子，从而走完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

　　能海法师俗名龚缉熙，四川绵竹人。1886年腊月22日生于绵竹汉旺场。父亲名常一，母亲张氏。他十多岁时，父亲送他到北门大街的钟姓绸缎铺当学徒。父母在他十四岁时去世，能海法师靠姐姐为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庚子之乱后，清政府日益腐败，列强加紧瓜分中国。能海法师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于是弃学从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学堂中法师刻苦攻读，成绩优异。毕业后被派赴康定任侦察大队长，不到一年，就升任营长。1909年，能海法师派到云南讲武堂任教练官。当时朱德在该堂求学，解放后，能海法师在北京又见到了朱德总司令。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的政局非常动荡，政府也不断更迭。能海法师随着援川部队由云南回到四川，任第四镇管带 ( 营长 ) ，在成都驻防，后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

　　19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能海法师在成都的提督街之义庙听佛源法师讲经，大为醉心，于是就拜在佛源法师名下为弟子，开始对佛法感兴趣，热心地研习，此事就成为他日后皈依佛门的因缘。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全川战火纷飞，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可是军阀只想扩大自己的地盘，扩充实力，互相残杀、吞并。刘湘在混战中一升再升，由营长升为军长，以至川军的前敌总司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基础，把原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尽量招纳进来委以重任，能海法师也属于招纳之列。此时的能海法师已开始相信佛法，不愿当官带兵，只担任幕僚的职务。刘湘经常派他到各地周旋，所以，他得于常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之间。1915年他东渡日本，考察那里的政治与实业，同时有感于日本的佛教非常盛行。于是在回国后，每到一处总是竭诚访求名师，研习佛法。他还曾经求教于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佛学家张克诚先生，他不顾路途遥远，每天往返40里，不辞劳苦。1921年以后，他辞去外务，在成都山城公园办“佛经流通处”。1924年，他终于抛弃红尘中的一切，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取法名“能海”，剃度后即到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当时39岁。

　　能海法师由军官而佛门弟子，其人生的跨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做此选择，是他在阅尽了人事沧桑以后，感到“五蕴皆空”。他早年加入过同盟会，对国民党比较同情，积极投身革命。后川军中拥护袁世凯的将领对各地国民党人及参加和响应讨袁的起义人士，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同学中除刘湘一人立功升官之外，同情起义军的被杀了许多。能海法师看到昔日同学惨遭杀戮，血流成河，内心非常悲痛。此外，他还遭到了家庭的不幸，厄运连连。他的元配夫人庄氏早逝，留下一女。后娶张氏，又娶张氏的妹妹，生下一子，和他的感情很好。没想到后来妻妹也一病不起，这使法师极度伤感，顿感人生幻化无常，想到了以前修习的佛家妙旨，便萌发了剃度出家之念，“度一切苦厄”发心向佛，解脱内心苦恼的羁绊，在佛门中寻个永久的清净之地。

　　法师在受具足戒后，在金光寺住了几个月，一面学习戒律及禅教诸宗，一面又准备到西藏学法。后来到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住了大约三年，潜心学习藏文藏语，1928年5月，带着准备好的礼物十几驮，进藏学法，历时四个月，旅途备尝艰辛，于9月抵达拉萨。拜在著名大喇嘛康萨门下为弟子，在藏学习约十年之久，学习成绩优异。康萨对能海法师戒行精进，尤为赞赏，把自己用的衣、钵和许多珍贵经典交给能海，康萨己认定能海是继承他法流的承传弟子了。1936年，能海法师取道尼泊尔、印度，乘海轮回到祖国，他先在上海讲经，后来又到五台山广济寺闭关修习佛法。出关后不断从事译述，为弘法做准备，并在上海、太原多次讲经。“七七”事变以后，能海法师率领弟子20余人返回四川，成都文殊院的法光和尚请他住在南郊的近慈寺。该寺为文殊院的下院，年久失修。法师在这里住下以后，不但恢复了旧观，还先后建成威德殿、大师殿、藏经棒、沙弥堂、译经院、金刚院、方丈寮等建筑。就是在这里，能海法师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国内各寺院的僧人闻风前来学习的有许多，当时的许多军政要员、在家居士，都前来听讲经说法。能海法师讲经，教理圆融，辩才无碍，且深入浅出，妙喻横生，信手拈来，皆成妙谛，故能摄引上中下之根各得趣味。所以，听众非常踊跃。